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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危机:美国民权矛盾的本质和趋势

2022-10-02 03:20:21 620

摘要:本文首发“恒星通讯社”,主编守常,号主授权推送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1973年自己关于“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将堕胎权问题交由美国各州自行决定。至此,美国的保守主义力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蛰伏和布局,打响了对自由派全...

本文首发“恒星通讯社”,主编守常,号主授权推送

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1973年自己关于“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将堕胎权问题交由美国各州自行决定

至此,美国的保守主义力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蛰伏和布局,打响了对自由派全面宣战的第一枪,拉开了第三次塑造美国国家属性的历史序幕。

一叶知秋,为什么这次判决会震动整个西方?它是美国的社会问题还是国家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和解还是走向分裂?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又有哪些值得取鉴的地方?

今天我们分成三部分来把这个问题讲透:

1、堕胎权等民权问题的本质;

2、国本危机:“美国究竟是谁的美国?”

3、对我们的取鉴意义。


1

民权问题本身

针对堕胎权问题,首先我们来纠正一个误会比较多的地方,就是认为这次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美国女性的堕胎权,其实并不是——

保守派是采用了一种更高明的方式来推翻当年自由派主导的判决,从而实现了对自由派的降维打击:

不纠缠美国女性是否享有堕胎权的问题,只理论联邦最高法院有没有审理堕胎权问题的权限的问题。

一句话,转移战场,跳过复杂的权利问题,直接进入简单的权限问题,然后快刀斩乱麻结束战斗。

这次判决,投推翻票的五个保守派大法官的判断逻辑和法律依据是这样的:

1、美国宪法中并没有关于堕胎的明文条款,因此1973年美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自由权条款来支持对堕胎权的声索,是没有宪法基础的;

2、在宪法基础缺失的情况下,其进行的判决结果自然不符合法理,因此必须推翻;

3、堕胎问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政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发展问题;

4、由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属于非民选官员,所以没有裁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决定权,因此这个决定权应该交还美国人民及其选出的代表,最高法院不能越俎代庖代为决定。

5、综上所述,1973年最高法关于各州不得限制堕胎权的判决无效,各州政府仍应享有自行决定是否限制堕胎权的权力。

客观来看,这个推导过程从逻辑、法理和政治思想上无懈可击,因此是成立的。

它比自由派的高明之处在哪?或者说,保守派的历史性胜利体现在哪?

至少有三层。

第一层胜利:

它是保守派执掌下的美国最高法院以“自废武功”的方式宣告自己在堕胎问题上并没有决定权,相关权力只在各州政府,不在联邦最高法院,从而封死了自由派将来在最高法院卷土重来之后“反攻倒算”的可能性

负责起草最终意见书的大法官阿利托写道:

“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终结了一个观点。堕胎是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宪法并未对各州公民约束或禁止堕胎的行为加以限制。罗和凯西(注,分别是两个标志性堕胎权案件的起诉者)僭越了这一权力,我们现在推翻这些决定,并将这一权力交还给人民及其选出的代表”。

也就是说,保守派通过把问题上升到对他们更有利的【联邦最高法院究竟有没有堕胎权问题的裁决权】的高度,然后以自我解权的方式,摧毁了1973年自由派的自我赋权。

这也就意味着,自由派未来要再次推翻这次决定,就必须先重新证明其最高法院拥有这项已经被保守派宣示并不存在的权力,而这在其《宪法》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因此,自由派未来再推翻这个判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怎么样,这个打法是不是很精妙?

而这正是特朗普敢于自夸其“历史性贡献”的底气,因为他不仅实现了把三个保守派大法官送进最高法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些“意志坚定的斗士们”还找到了从根本上摧毁自由派的法律武器并大胆运用,从而给予自由派一次致命打击。

经此一役,说懂王不懂政治的人都应该刷新自己的认知,他是不太懂国际政治,但如果说他不懂美国国内政治,就显然低估了这个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野心和手腕。

但是,懂王要的就是这个胜利而已吗?

当然不是,他,包括推他出来的力量,要的不是一个堕胎权问题上的具体胜利,毕竟最高法院只是把决定权还给各州,而至少会有24个州在短期内不会制定反堕胎的法律。

他们要的是更多的胜利。

第二层胜利:

保守派将以此为起点,继续推翻最高法院关于避孕权、同性恋权利等一系列民权案件的判决,全面完成特朗普所说的“拨乱反正”

和堕胎权一样,避孕权、同性恋权利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

这两个问题上的标志性案件分别是:

1965年,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美最高法判定康州依据1849年反避孕法律禁止使用和开具避孕药具的做法属于违宪,宣布全国范围内已婚夫妇有权避孕;

2003年,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美最高法判定德州依据1973年《性悖轨法》禁止同性性行为的做法属于违宪,宣布全国范围内将同性性行为合法化;

2015年,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美最高法判定俄亥俄州卫生部长霍奇斯依据该州同性婚姻禁令拒绝承认奥贝格费尔及其同性伴侣亚瑟婚姻有效性的做法属于违宪,宣布全国范围内同性伴侣婚姻合法化。

以上三个重大判决,和1973年的堕胎权判决一样,全部都是各自时间的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条款所做出的决定。

尤其是1965年的避孕权判决,直接就是1973年堕胎权判决的先声。

因此,当堕胎权判决被推翻之后,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来了:

既然堕胎权判决已经被推翻,那么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上述多项权利的判决是不是也要推翻?

从这次堕胎权判决看,这就是下一步双方斗争的焦点。

比如在上周判决中投下推翻票的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就直接说了:

“根据周五意见的逻辑,法院应该继续否决三个明显错误的决定——关于同性婚姻、同性恋亲密关系和避孕”。

这种公开宣战的冲劲,甚至让同为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都瑟瑟发抖。

这里就有一个细节,目前美高院内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的比例是6:3,但上周的判决票数却是5:4。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因为罗伯茨这次站在了自由派一边,投出了具有象征性但没有决定性的一票。

而在此之前,罗伯茨一直在苦口婆心劝阻新的保守派同僚们在堕胎权问题上的“暴力革命”,希望保守派能循序渐进,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用《纽约时报》的话说:

“首席大法官现在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边缘人物,其他五位保守派不耐烦且雄心勃勃,他们不需要他的投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从去年12月案件辩论时精心策划的提问开始,他已经用了七个月来尝试说服一位同事支持他的渐进式方案,但彻底失败了”。

也就是说,美高院内保守派大法官们的飙车冲动已经高到让同为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都产生了畏惧,只能用自己来当刹车皮,但还是不起作用。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

只要保守派们愿意,他们就能随时发动并赢得关于上述其他民权的法律战争,让自由派彻底一败涂地。

那么,他们会愿意发动这场战争吗?

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说的保守派的第三层胜利,也是让保守派这么不惜自我解权、这么快刀斩乱麻、这么战斗意志高涨的根本动力:

争国本!

2

“美国是谁的美国”

保守派执掌的美高院为什么要采用自我解权这种极端方式来推翻不符合其理念的法律?

原因只有一个:无奈。

为什么无奈?

因为美国的自由派,如今已十分强大了。

在这个现实面前,美国的保守派深知自己掌握联邦最高法院很可能是历史长河中一次短暂回潮,因此选择了改变策略,不再追求在国家层面实现其主张,而是采用往回走的方式把这个问题交回给各州。

其目的就是固守红州这条最后的底线。

也就是说,这次判决从现象看是保守派的全面进攻,从本质来看却是针对全局的重点防御。

在这一层,保守派胜了,但属于惨胜。

这是对美国现实的无奈妥协。

无主体民族,或者弱主体民族的现代国家普遍面临一个方向困境:

这个国家究竟是谁的?要走什么道路?

美国现在最根本和最迫切的难题,不是其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渐崩塌的历史变局问题,而是这个一百多年来越来越深的心腹之患。

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给其本土公民的效忠誓词,小孩子从小就要在其国旗下进行宣誓。

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上帝之下的国度,不可分割,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和正义”。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而实际上,这个誓词从1892年诞生到1954年修改之前的两个版本都没有提到上帝。

上帝这句是艾森豪威尔1954年敦促国会加进去的。

美国政府加这句话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和当时崛起的共产主义力量做区分,强调其基督教属性,以此团结其内部和西方世界。

这就叫国家属性,宗教是体现这种属性的一个维度。

现在,美国这个国家属性就是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家,当教义和世俗发生碰撞时,美国应当以哪个为根本?

举个今天的主题为例子,反堕胎、反同性恋、反避孕等问题之所以曾在美国历史上保持相当长时间的政治正确,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而支持堕胎、支持同性恋、支持避孕等诉求之所以会成功实现,则是因为这些是世俗的基本人权。

现在,基本教义和基本人权迎头相撞了,而且双方势成水火、不共戴天。

在这种局面下,美国人及其三权分立的国家机器应该如何选择?

在美国早中期高速扩张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因为广阔的北美洲容纳得下各种诉求,加上新移民们的根基也还不稳,因此国家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传统基督教白人手里。

在美国称霸直至冷战结束初期,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因为直线上升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足以支撑国家做大蛋糕、消解各种矛盾,加上此时人口比例也还稳定,国家的主导权依旧是牢牢掌握在传统基督教白人手里。

但是,进入新千年之后,美国外部矛盾集中爆发、战略扩张持续受挫、内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政治斗争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得美国的国家力量左支右绌,进而导致诸多原本被发展所掩盖的社会问题开始迅速暴露出来。

在这些问题中,美国国家属性定位的模糊和摇摆就成为一个核心难题。

比如现在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反移民、反全球化、身份政治等诸多现象,最终都归结到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叫国家属性定位?

简单来说,以美国为例,就是阐述【美国究竟是谁的美国】?

这个问题在美国不长的历史中,有过不同的回答。

在美国建国初期,关于“美利坚人民”的定义是:

居住在美国的、拥有一定财产并且信奉基督教的成年白人男性”。

这是美国对其国家属性的第一次定义。

这个在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亚当斯看来“不言自明”的定义,把妇女、没有财产的人、非白人以及非基督徒全部排除在“人民”之外,成为“合法”剥夺这些群体公民权利的理论依据。

因此,这个阶段的美国国家属性是清晰的,那就是基督教白人国家。

如果要更精确的定义,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

这种定义一直持续到内战,南北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们由于经济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在1861年爆发内讧了。

这场死亡75万人、伤残40万人的惨烈内战,迫使美国北方的白人不得不调动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参与其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内战之后再继续按种族和肤色来定义公民显然从现实和道义上站不住脚,也不利于重新统一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此,美国不得不